李寂荡1970年生于贵州福泉水洞，曾任中学历史、美术教师，现为贵州省作协副主席、《山花》杂志主编、贵州省出版协会副会长。诗歌作品被多种选本选载，编入大学教材，并有诗集《直了集》出版。翻译作品在《世界文学》《十月》广泛发表，被《思南·文学选刊》转载，并有两部译作即将出版。曾获第七届贵州省文艺奖、贵州省青年作家突出贡献奖、百花文学奖·编辑奖、第三届尹珍诗歌奖、第二届海内外华文文学期刊“人和青年编辑奖”等。为第三届贵州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。曾参与高校教材《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读》（上下卷，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）的编写工作；曾担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、艺术科学国家重点项目《中国歌谣集成·贵州卷》副主编，由于在编纂工作中成绩突出，被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授予文艺集成志书“编纂成果个人三等奖”。

我外出时间一久，

门前就荒草丛生，

其实地上是有路的，

没人走了，也就没有路了。

青年报：你是哪里人？你从文化或者文学的角度，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。

李寂荡：我是贵州福泉人。我的老家叫水洞，地处三县交界，十分偏僻，有好多条溪流，也有不少溶洞。据说，曾经叫“匪洞”，是土匪盘踞的地方。我有一首诗叫《水洞》，诗中有这样的句子，“水洞，一半属于汉语，一半属于苗语”，我们的村寨的确一半是汉族一半是苗族。水洞四面环山，中间是一片广阔的坝子，贵州像这样的坝子是不多的。这坝子都是水稻田，油菜花盛开的时候，金黄一片，夏天则是一片碧绿，白鹭翩飞。有一条河流从坝子中间穿过，再往下走就有几条溪流汇入，到了下游水量就很大，随处可以听见溪流的声响。老家的河带给我很多的乐趣，捉鱼、游泳，热天躺在石板上晒太阳……老家的山上以前是原始森林，秋天在森林里可捡拾到很多果实；也让我知道什么叫“松涛”，后来松林被砍伐了，长起来的是次生林，“松涛”也就消失了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在部队的父亲回乡与武装部的人还围剿过一头老虎，我家分得一张虎皮，卖了买了一台缝纫机，这台缝纫机现在还在，是“蝴蝶牌”。我母亲是水洞小学的老师，是教我语文的老师，也是我的班主任。父亲在县城工作，我五年级就转学到了县城。老家的县，据说是古国且兰旧地，曾经叫“平越”，后来改叫“福泉”。因为有一泉水名叫“福泉”，此泉所在的山就叫“福泉山”，而这座山所在的县便叫“福泉县”，后来改为福泉市。福泉县是一座古城，现在东西南北四个明清时期的城门洞都保存完好。我读北街小学时，每天都要穿过北门城门洞，教书时要穿过南门城门洞。有一座明朝修建的横跨河流两岸悬崖上的石拱桥“葛镜桥”，桥梁专家茅以升称之为“西南之冠”，有“北有赵州桥，南有葛镜桥”之说。据传，张三丰是在“武当山得道，在福泉成仙”的，老家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。抗战时期，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迁徙至此，办学六年，茅以升是院长。我读的中学就是在这所大学的旧址。

青年报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离开故乡的方式，你是怎么离开的？你还有哪些亲人住在故乡？你最近一次回故乡都干了些什么？

李寂荡：我是考上大学离开老家县城的，后来又在老家的一个乡镇中学教书，借调到县城中学后考上研究生就离开了。我老家还有父母、哥哥姐姐，老家离贵阳不远，高速公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，但太忙，很少回去。最近一次回去是夏天的时候，是到老家挂牌“山花·福泉文学创作基地”。

青年报：你的文学理想是从中学时候培养起来的吗？你记得你真正意义的第一篇文学作品是怎么创作出来的？

李寂荡：我最早喜爱的是画画，自发的，应该在读小学前。我对文学的喜爱是从看连环画开始的，初中的时候又从连环画转到了文学原著。我读的第一部纯文学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是《复活》，对于小说的宗教主题我是似懂非懂的，但马车吱嘎吱嘎碾过冰雪的情景印象深刻，如身临其境，这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文学的魔力。后来又看了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因为那时我是少年，也有了烦恼，于是很好奇维特的烦恼是什么。我在初中时，开始练习写古体诗，还自己装订成册，算是我的第一部诗集吧。同时迷恋上了郁达夫，我经常过河到对岸的山坡上读郁达夫。秋天的夕阳映照着风中摇曳的格桑花或茅草穗，那意境颇具郁达夫笔下古典的诗意，但我要说，郁达夫给我带来了过度伤感的负面影响。到了高中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写新诗了，并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，主编了一份油印诗刊，我一个人编一个人刻蜡纸一个人印刷，可以说我当“主编”是从高中开始的。读高中时，父亲的单位分来了一位年轻人，相貌俊朗，他写诗弹吉他，晚上他的宿舍的窗口总会传来吉他声和美女的朗朗笑声。我在他那里借阅到不少诗集，尤其喜欢《戴望舒译诗集》，喜欢其中的洛尔迦，喜欢其中的果尔蒙，喜欢他呢喃般的话语和温柔的深情，以及他的朴素与自然。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也许是读大学时发在校报的一首散文诗，叫《地下河》，传统的拟人化的写法。

青年报：你的大学分为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长春师范学院，横跨大半个中国去求学，这中间应该有特别的故事吧？从南到北，地域化的巨大落差，给你带来了哪些冲击？

李寂荡：我考去东北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“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”。可能是读文学作品的缘故，对“别处”充满向往。故乡实在是太熟悉了，总想去陌生的地方，而且与故乡的反差越大越好。初到长春，在南方是秋天，但在那里已是初冬了。首先印象深刻的是凛冽的寒冷，很奇怪，这儿出太阳了雪不会融化，在贵州雪和阳光是不相容的，只要出太阳，温度就会在零度以上，而在这里，晴空万里，温度却在零下很多度；其次是感觉这里很辽阔，有异域风格的建筑和笔直宽阔的大街；人也不一样，轮廓很清晰，身材高大，说话语速快，声音洪亮。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是长春市的，他们耿直热情，给我缝褥子，春节我没回家，会从城里骑车到郊区给我送饺子；我后来在乡下教书，准备考研，同学买了考研书籍寄给我，还织毛衣寄给我。我记得寒假没有回家，住在学校里，每天去吉林艺术学院画画，早晨雪地上第一行脚印是我留下的，回来时在菜市场买的豆腐冻得像砖头。感觉冬天的东北就像一口巨大的冰箱。巧合的是，我父亲当兵也是在东北，后来他转业去的地方重庆，也是我读研究生的地方，从最冷的地方到了最热的地方。对东北的选择可以看出我性格中爱走极端的一面。

青年报：我们刚刚采访过吉林《作家》杂志主编宗仁发，你在上学期间和他认识吗？ 

李寂荡：在长春阶段，我不认识宗仁发老师。我第一次见他，是《山花》《作家》《大家》《钟山》搞“联网四重奏”，一年一度的联席会由《山花》做东在贵阳举办，那时我刚到《山花》，负责做会务。宗老师给我的印象，特别像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幅女真人画像。后来得知他是汉人，我还纳闷，他怎么长得那么像那幅画里的女真人呢，再后来得知，他母亲是满族，他有一半的满族血统。宗老师是编辑家，对我很关心，在《作家》上发过我的散文和诗作，还作为第二届“海内外华文文学期刊奖”的评委会主任授予我“人和青年编辑奖”。很感激。

青年报：你的第二阶段是西南大学（当时叫西南师大）研究生，也由历史系转回到了中文系。我们想问一下，那个年代研究生很难考，你本来就是学霸呢，还是文学给你带来了幸运？

李寂荡：我不是学霸，我是被“逼”出来的。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座矿山，矿山资源枯竭，很快就垮了。同事们纷纷调离，我曾一度去过海南打工，觉得长此以往不是办法，后来返回，从矿山调到了家乡的一所乡镇中学教书，说是镇中学，实际上是在一个村子里，离镇上还有几公里。我记得去的时候，我的几麻袋行李扔在操场上，孤零零的，感觉和自己一样。那个操场是泥巴地，篮球架是农民用木头自己做的，一到放暑假，操场就长满了荒草。在那所中学，老师们的理想是调到离县城较近的乡镇。如果有谁能调进县城，便会认为他有本事，佩服羡慕得不行。调不走就只有在这里安家落户，一大群单身汉是找不到对象的，有的就找学生，学生是当地农村户口，所以娶学生为妻的家庭便成了半边农，放学后是要扛着锄头去挖土的。我不想重复他们的命运，那么，考研便成了改变命运的方式。我考的是文学专业，文学教材、英语几乎靠自学。白天教书，早晚学习。晚上坐久了，蜘蛛会在我头上牵线，我起身时要将丝线拍断；下雨天，屋子里会爬进癞蛤蟆；晴天早晨，有时听见有人敲窗，以为是谁来乡下探望我了，心情激动地打开门，才发现是鸟儿把窗户玻璃里的天空当作真实的天空不停地往里飞；门口有时会有蛇，有一天邻居的孩子大喊有蛇，有一条蛇钻进了他家厨房又跑出来，最后被我逮住打死了。记得我的木棍压着它的七寸时，它吐着信子，也许它的目光里充满了仇恨。晚上睡觉时，我会掀开被子看看有没有蛇钻进去，我可不想与蛇同眠。鲁迅先生说，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而我外出时间久了，宿舍门前的路便荒草丛生，我便想到，其实地上是有路的，没人走了，也就没有路了。

我选择《山花》是出于文学理想，

虽然编辑部办公条件简陋，

但是很有人间烟火气。

青年报：你们现在还在科学路66号办公吗？这应该是许多文学爱好者的圣地，你介绍一下这个办公地点和窗外的这条街吧。 

李寂荡：是的。《山花》在贵州省文联大楼里，隔壁就是贵州省科技厅，文艺与科学毗邻。科学路的由来或与科技厅在这儿有关。这条路其实很短，只有二百米，更像一条深巷。出去就是贵阳市的市中心——大十字。省文联门口还有贵州省京剧团，有时上班的时候，是一边看稿，一遍听着京剧苍凉悠远的唱腔。我写有一首诗就叫《科学路》。我上班在大楼，居住在大楼旁的一栋破旧的小楼，住的是以前《山花》编辑部的几间办公室，门楣上还钉着编辑部各组的牌子，我的卧室是小说组，厨房是诗歌组，客厅是评论组，散文组那间是别人在住。所以说，我几乎全天都在《山花》，上班在《山花》，吃饭睡觉在《山花》。

青年报：你和《山花》几任主编有过交集？这些主编身上应该有很多为人做事的精神激励着你们吧？

李寂荡：我和《山花》四任主编有过交集，文志强老师、叶辛老师、何士光老师和何锐老师。我到《山花》不久，文志强老师便去世了，他是遵义人，面善。叶辛老师视贵州为第二故乡，他经常回来，所以见面较多，前不久在惠水县还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书院。叶辛老师是一位勤奋的作家，著作已有160种，可以说是著作等身，他的电视剧《孽债》影响很大，曾经家喻户晓，当时我读幼儿园的侄女都会唱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。何士光老师，他说起话来，有激情，有哲理，像演讲似的，极具感染力，真有大家风采。我特别喜欢读他的散文，他的文字缠绵悱恻，很有诗性，在明丽的背后是深深的忧伤。他写乡下连绵的阴雨，写春天布谷的鸣叫，在乡下时难以排遣的忧愁，读来容易激起共鸣。他善饮，说自己打通了任督二脉，尽管近八十高龄，饮酒不醉。世人都爱感叹人生苦短，他总说人生太漫长。

我的前任主编何锐老师对我的人生有重大影响。我是他要来《山花》的，来了就给他当助理，寄给他的稿件基本都先交给我处理。留用的少，退的多，鉴于我以前投稿常常石沉大海苦等不到编辑部的只言片语，我便善解人意地给不少作者写信，有的现在已是很知名的作家了，见面时他们会对我说，我还保留你写的信呢，我会有点难为情，因为我知道那是退稿信。何锐老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职业精神，他认为编辑不是为他人做嫁衣，编辑和作家是平等的对话关系，杂志就是编辑的作品，对于不合用的稿子要敢于拒绝，不徇私情。他还提出了全能编辑的概念，不是写诗的编诗歌，写小说的编小说，而是四种文体都要编。我当主编后，有几年的《山花》封面便是由我创意设计，由美编执行落实的。那时，《山花》还没有专门的工人，杂志印出来时，我们编辑要亲自动手捆包裹的，我可以将包裹打得方方正正的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们的彩页是在深圳印，印好了发来。有一次，我和何锐老师去航空货运站自己搬运，搬完了，他带我去他家喝酒，以算是犒劳吧。何老师不苟言笑，所以喝酒时大家很沉默，这搞得我很紧张，他不知说了一句什么，一家人笑起来，我惶惑地打量着他，他的夫人，他的女儿，他们看着我的窘相，又是一阵笑，在他们的笑声中，我更是惶惑了。

何老师去年去世了，我和同事到重症监护室，看见他平常紧闭的双唇这时闭得更紧了，平常沉默的他这时是完全地沉默了。我们将他的遗体抬出来，抬上殡仪车，守着他的灵柩，直到送去公墓安葬。

李寂荡与《山花》老主编叶辛

我被推到主编这个位置，

也只能豁出去了。

如果当不下，我是不甘心的，

会觉得是一个耻辱。